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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粵古驛道的文化價值之追問
2019-04-11 上午 10:33   來源:南粵古驛道網,采編自公眾號“鄉愁里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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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粵古驛道是秦漢到清末時期連接中原和嶺南的官道和民道,在歷史上,它不僅有利于中央王朝征服和統治嶺南地區,還為中西南北之間連續而廣泛的宗教、商貿、科技、文化等交流活動起到促進作用,使得國內外多種文化能夠在嶺南融合協調和共同繁榮。同時,它還見證了中華文明和南北文化在嶺南大地兩千年以來發展的主要脈絡及其重要歷史階段,是中國歷史上建立的南北交通與嶺南內部交通、開展廣泛文明與文化交流對話的優秀樣本。

  強大的溝通渠道

  自秦始皇為征服嶺南而下令開鑿第一條粵北古驛道始,延續兩千年至清末,嶺南地區在粵北秦漢古驛道線路、北江——珠江口古驛道線路、東江——韓江古驛道線路、西江古驛道線路、潮惠古驛道線路、肇雷古驛道線路這六個線路上,修建形成了由14條主線,56條支線,全長約11230公里的古驛道構成的特大型交通網絡。其中著名的古驛道有梅關古道、西京古道、云浮古驛道、上饒古驛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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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關古道

  鋪陳在嶺南的這張龐大線路網,其沿途擁有紅華赤壁的丹霞景觀、風光迷人的高山石林、物種富饒的遼闊平原、溫和宜人的河谷綠洲、地勢險峻的關隘山口等諸多地理景觀,貫穿了粵北、粵西、粵東、珠三角等多個地理單元,涉及山地、丘陵、平原、森林、湖泊等多種地理形態。有古驛道、古驛鋪、古驛亭、古關隘、指路石、古碑刻、古碼頭、古橋梁、古渡口、古棧道等各類與驛道相關的遺址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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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霞山

  南粵古驛道交流溝通的范圍涉及諸多省市,連接著中國的中原地區、江南地區和沿海地區,不僅有利于古代朝廷對嶺南的統治管理,還極大促進了廣東與外省甚至與國外在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商品貿易、城市文化、建筑設計、居住方式等多方面的相互交流及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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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燈會(攝影/朱健興)

  南粵古驛道它不僅是軍事之路、商貿之路,也是民族遷移、融合之路,在歷史上曾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都起到了廣泛的交流促進作用。

  在歷史的不同時期,特別是秦漢統一嶺南期間、唐代張九齡開鑿大庾嶺之后和南宋滅亡之際,由于躲避戰亂和尋求更大發展,大量中原和閩贛的民眾順著古驛道南下,最終在廣東形成了廣府民系、潮汕民系、客家民系三大民系三足鼎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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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面

  而隨著各地移民的交流融合,沿著古驛道也出現了大量的傳統村落,既有廣府梳式布局村落,也有客家圍屋型村寨。以珠璣古巷、梅嶺村、龍湖古寨、龍崗村等為代表的傳統村落,不僅其戲劇、音樂、民俗、飲食等在不同程度上有交流和融合,其居民建筑在形式、材料、工藝、裝飾藝術、風格等方面也都展現出廣東地區不同地理區域與民系間,在建筑設計上的交流與影響發展:粵北民居受贛南、湘楚文化影響,多一明兩暗的三合院;粵東民居受贛南、閩西文化影響,多圍屋;粵西高雷民居受閩海文化影響多為三間兩廊式的四合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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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祈福樂太平

  由于古驛道上往來商貿的繁榮,其沿線逐漸出現一些商鋪,并帶動周邊村落發展形成一系列的中心城鎮、商貿聚落或墟市等,而這些城鎮、聚落的形制、功能、布局、建筑等類型展現出嶺南大地上不同地理區域與民系間的傳統價值觀,在城市文化方面上的交流與發展,特別是廣東的中心城市廣州,突出展現了多元文化匯聚于一身的交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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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精雕

  這些中心城鎮、商貿聚落、墟市曾在古驛道上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珠璣古鎮,是梅關古道上最重要的中轉站。但20世紀新的交通設施被建設以后,古驛道逐漸被邊緣化,有些村落、城鎮和墟市的經濟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退。

  多種文明的見證者

  廣東北枕五嶺,南面大海,在歷史的長河中,這片土地上不僅出現了農耕文明,還出現了海洋文明和特殊的制度文明,南粵古驛道不僅促進了這些文明的交流,更見證了它們的發展和興衰。

  在嶺南的東北部地區,由于山地和丘陵居多,人們以農耕文明為主,出現了代表農耕文明的儒家文化、戲劇、民歌、風俗及各類祭祀活動,如韶關地區的舞春牛和采茶戲、清遠地區的鬧花燈和鳳舞、河源地區的忠信吊燈習俗和花朝戲等,其中客家人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歷來學者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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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禾樓舞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廣東省擁有我國最長海岸線,其沿海地區從古至今一直延續著海洋文明。中原王朝對沿海地區特別是徐聞古港的經營和開發歷史悠久。雷州徐聞早在秦漢時期就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而連接徐聞的肇雷古驛道線路附近至今還留有蓮塘驛城遺址、芷寮古港古驛道、三墩古港、硇州燈塔等一系列與海洋文明相關的遺址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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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帝國時期,在交通設施上也有其制度。自秦漢時期以降為古驛道所建立和強化的一整套古代帝國的交通安全防御體制,在南粵古驛道路網沿線、特別是粵東北地區的系列驛站、關隘、乃至古道等各種遺址遺跡中都有所體現,梅關、藍關、蔚嶺關、梅花港隘、高車嶺隘、陽山關、蓮塘驛城遺址、梅嶺驛館、鹽布潭客棧遺址等為整個古驛道的交通安全與管理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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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三種文明之外,南粵古驛道的時空框架還涉及多個民族民系曾經建立的多個聚落和地方文明。例如瑤族、壯族、畬族、客家人、潮汕人,這些民族民系的演變更替直接見證了廣東省各民族民系發展的主要脈絡與重要歷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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瑤寨晨曦(攝影/陳碧信)

  基于以上所見證的多民族、多文明的長期交流交往歷史,分布于南粵古驛道沿線一系列宗教遺址遺跡還揭示出除了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之外的海神、山神、風神等在嶺南之地和平共處、兼容并蓄的特征。

  文化交流的見證者

  趙佗與任囂率兵南下攻打百越,這一軍事事件拉開了古代中原與嶺南之間政治、經濟、文化全面交流的帷幕,使南北文化交流從之前的小范圍淺層次交流逐漸發展成大范圍深層次的經常性活動,成為中國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嶺南地區從徐聞開埠伊始,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窗口,連接徐聞古港、黃埔古港、樟林古港等港口碼頭的南粵古驛道,也隨之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和通道。其交流的物產極其豐富,有產自中國的蠶絲、絲織品、漆器、鐵器、茶葉、瓷器、食鹽等,也有產自西方的香料、寶石、服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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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1號

  但長途運輸不如就地生產,于是成品輸出的同時,絲綢生產、造紙、印刷、制瓷、鑿井、醫學知識及藥物等文明技術也在經由南粵古驛道從中原到嶺南甚至到西方進行大規模的傳播、交流,尤其是瓷器生產技術的傳播。

  瓷器作為海上絲綢之路中最大宗、昂貴的物品之一,具有商品及貨幣等價物的特殊性質。在南粵古驛道沿線至今仍保留有眾多知名的窯址,如三水洞口窯、番禺沙邊窯、佛山石逕窯、潮州筆架山宋窯、豐順馬鞍山窯址、大埔余里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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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彩方壺(圖片來源于網絡)

  歷史上,除商貿之外,沿著古驛道進行南北文化交流的還有歷代文人、官員、曲藝名伶......他們為嶺南帶來詩詞歌賦、儒家思想和戲劇藝術等,滋潤著嶺南的文化土壤。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改變了一座潮州城的韓愈、無限樂觀豁達的蘇東坡、寫下傳奇戲劇《牡丹亭》的湯顯祖,他們在嶺南汲取著各自所需的營養,也為嶺南增添著別樣色彩,他們在韶關、廣州、惠州、潮州、端州等地均留下過足跡與眾多不朽的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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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廣濟橋

  智藥三藏、菩提達摩、利瑪竇等國外重要歷史人物也均在嶺南沿著南粵古驛道傳播著佛教、基督教文化,并在廣東留下與此相關的光孝寺、南華寺、西來庵、臺山上川島教堂等文物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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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廣東本地,南粵古驛道沿線也是群英薈萃,涌現出了明末將領袁崇煥、提出了著名的“商戰”思想的鄭觀應、帶領新民主革命的孫中山、使中國茶葉遠銷海外的唐翹卿、留學麻省理工第一人的張文湛、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蘇兆征、畫家古元等一大批名人志士,或改變或推進著嶺南的歷史。

  民國戰爭時期,毛澤東在韶關飛舟險渡樂昌九瀧十八灘、朱德在潮州饒平主持召開“茂芝會議”、陳毅在梅嶺寫下著名詩篇《梅嶺三章》、紅七軍途徑乳源“血戰梅花,強渡武江”等,使得古驛道的交通功能在逐漸離場時再次見證了眾多革命先烈們的不朽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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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王子今在其《驛道史話》一書中提到,“交通系統的完備程度,決定文明圈的規模,同時也影響著各個文明圈之間的聯系”,“古代驛道與驛站等構成的驛傳系統,恰如通貫中國文明體系的經絡。中國文明的升級與活力的煥發,也體現出驛傳系統的作用。中國古代驛傳系統的較早形成,以及較早具備了相對完備的結構形式,較早表現出相對迅捷的工作效率,是中國文明創造的杰作之一。”

  所以,在王子今看來,“討論中國古代驛傳系統的形制、特征及其歷史作用,無疑有助于更準確地理解中國古代許多有關的歷史文化現象,從而更真切地認識中國古代文明的若干特質,更具體地說明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真實歷程”。

  也正是基于此邏輯,在我們看來,今天我們對南粵古驛道的文化價值之追問,也是對以嶺南乃至整個中華文明演進的真實歷程之追問,也是對嶺南中華文化譜系的歷史性和人文化之追問,而且,考慮到文旅融合之國家戰略和時代變革之背景,也是我們重新喚醒古驛道這一嶺南大地上厚重的歷史人文資源的前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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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文章配圖除廣彩方壺外,其余均來自廣東省文化與旅游廳。)

  (原文刊登于公眾號“鄉愁里的中國”,作者為方塘傳媒《鄉愁里的中國》主編程小紅,南粵古驛道網采編整理。如涉及版權等問題,請與南粵古驛道網聯系。) 

責任編輯:李凌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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